[ 2006-06-27 15:55:55 | 作者Author: OU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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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奥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这本书重新勾起了我的文学梦：它让我也有冲动去为某个城市写一本文学著作。是啊，什么时候我要重拾寄存在他处的另一个自我，续写与当前身份和职业迥然有异的另一篇章。就像童年的奥罕在不快乐的时候总是想去找寻他想象中的分身：另一栋房子、另一个生活、另一个奥罕。人生和世界均存在着奇妙的对称，此处连接他乡，今生通往来世，我们的不快乐，在于要找到它们之间的平衡。

久违了的文字世界：普鲁斯特对生活细节的沉溺，对辽远记忆的牵引；乔伊斯对历史和神话的旁征博引，在现实和潜意识疆域之间的自由转换——现代文学的两个最伟大的灵魂在奥罕这本关于伊斯坦布尔的书中复活了。最吸引我的还是奥罕自身那种柔弱忧伤的气质——用土耳其话称之为“呼愁”(hüzün)——它也是我青春少艾时代诗歌世界里的核心：

“鄂图曼(Ottoman)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伊斯坦堡的存在。我的出生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堡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令我懊恼的是，奥罕自始至终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而我，至今还未找到一个我想要终生寄居的城市：

“康拉德(Joseph Conrad)、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奈波尔(V.S.Naipaul)这些作家都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收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透过无根性；我的想象力却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堡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双重城市，它位于欧亚两块大陆的边界线上，在这里，不仅历史与现实重叠，欧洲与亚洲、西方和东方的文化也难分难解。它曾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建立的新都，史称东罗马；在西罗马帝国沦亡后，它一直守护着欧洲文化，并推动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它混血式的拜占廷文化一直是诗人和文学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在此建都之后，伊斯坦布尔发展成游牧文化与城邦文化、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亚洲文化与欧洲文化对立并存的城市。Rem Koolhaas曾非常敏感地认识到伊斯坦布尔的这个特点，他在为欧盟所作的布鲁塞尔项目中曾着力探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这是个两难问题，正如韩良露在奥罕这本书的导读文章中所说：

“赞成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人说，伊斯坦堡有一部分属于欧洲大陆，何况欧洲人欠伊斯坦堡一个大恩惠，即伊斯坦堡保护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血脉。但不赞成土耳其加入者也会说，伊斯坦堡更多的部分属于亚洲大陆，五百年来土耳其的历史发展早已使伊斯坦堡成为伊斯兰文化的养子，根本不可能认祖归宗，土耳其若加入欧盟，只会造成文明的遗产纠纷。”

奥罕的书提供了一个文学的角度，让我们有可能细致入微地了解这个矛盾之城。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从家庭影集以及许多私立和官办的档案馆中收集了大量关于伊斯坦布尔的摄影图片和绘画作品，为他的文字提供了丰富的视觉注解。

《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记忆》(Istanbul: Memories of a City)
作者： 奥罕·帕慕克(Orhan Pamuk)
译者：何佩桦
出版：马可勃罗文化，2006，台湾